學者的工作
在做碩論的時候，我常自問一個問題：「社會學者的工作和記者的工作有什麼不一樣？」記者要去採訪寫報導，社會學家要去做田野寫論文，生產過程看起來是很類似的。尤其當記者開始引經據典、創造數字、訪問專家時，兩者的工作看起來就更像了。難道新聞報導和論文的差別只是格式？難道他們只差在閱讀者的不同？
之所以會有這種疑問，其實和我念大學以來台灣的氛圍有關。那是一個知識份子必須走出象牙塔，積極參與社會的年代。我們崇拜那些會積極在報紙上發言，甚至和學生一起走上街頭的教授。我們批評在之前的年代裡被噤聲，默默地作著研究，天地與我有何干的學者。社會系的學生幾乎與進步青年要劃上等號，我們在學校裡檢查男女廁所的比例、要求言論自由、控訴性騷擾、關懷勞工原住民女性同志等等所有想得出來的弱勢，並夢想某日將他們共同解放。
也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下，一個社會學論文，該以為弱勢者發聲為任務的這個信念，從未在我心中動搖。我雖一面批評爛記者，但在我心中，一個好記者也必須以報導弱勢者生活真相為己任。一來一往間，社會學家的己任和記者的己任竟然相同了。
不過隨著做論文越來越累，我當然也越來越懷疑社會學者的工作是不是真的和記者一樣。如果和記者一樣的話，那我當個窮碩士生作啥呢？於是我拿那個問題去問老師，老師笑著說：「當然不一樣。」但是不是這個問題太笨，他大概也懶得跟我說哪裡不一樣。
當然這問題隨著我的改造社會使命感越來越低，而有了越來越清楚的答案。我知道我這樣說很有可能會被批評成一種回到象牙塔的狀態，其實不是的，我覺得是變得謙卑，不敢在不敢說瞭解之前，就要去幫別人完成解放。 今天吃早餐看電視新聞時，出現一個小插曲，有一句話，我想，如果以後有學生來問我：「社會學家的工作和記者的工作到底有什麼不一樣？」我就會用這個故事回答他們。
故事是這樣的，TELE MATIN今天請了法國經濟部長來上受訪，他就講了一堆如何提昇人民購買力的計畫。我心裡想，這真是一種對提升購買力的迷戀啊，那只是個數字，卻可以變成政策成績。想著想著，李黑突然在一旁說：「這傢伙不是個政治人物。」因為我腦中在想那個購買力的問題，於是自然而然地認為他說這話是在批評那經濟部長「不是個好的政治人物」。我問：「喔？為何？」沒想到他說：「他本來是個企業主啊，結果被找來當經濟部長。」 突然，哈，這例子太好了。一個記者或一個熱寫青年，就會繼續討論關於企業主變成經濟部長的道德問題，這樣是不是太向資方傾斜等等的，然後進入贊成與不贊成，適當與不適當，支持與不知持的討論。但是一個社會學的問題，是：為何這發言的人，會去做出企業主與政治人物的分野，這類別是怎樣存在的？然後他在那個時刻冒出那句話是為什麼？他又期待他的聽話者做出什麼回應？或者這個邊看晨間新聞一邊在旁邊配音，到底是什麼意義？
當然在當老師的幻想結束後，李黑就去上班了，我又一邊掛在網上，一邊默默喝完我的咖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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