還原
上面一篇文章的討論，讓我想談談A君。
在好幾年的時間裡，我常與A君說話，他也常找我討論問題。我們無所不談，舉凡性別、勞工、同志、族群、民族主義，還有其他任何你想得到的「進步」議題。A君常找我討論問題，但我常常覺得我給他的回饋不多。因為既然是討論，就必須有個「問題」problem，可是我覺得A君常常丟出一個「議題」，然後說：「我們來討論吧！」我則常常會愣住，然後開始發表自己對該議題的粗淺看法，倒也不是討論了。
這樣說可能很不清楚，我必須舉些例子：
A君：我們來討論一下CPE吧
我：好啊！
然後一陣沈默，現在是要討論什麼？
A君：我們該怎樣看這件事？
我：（這是個討論的問題嗎？）
反覆經過很多次，我終於比較搞清楚了，A君是要問我怎樣對CPE持有一個正確的立場。
這些年很流行政治正確，我承認我和A君都不例外。不過我後來終於發現了A君的「討論」讓我很難接的原因：他不是要討論，他是要問「正確」答案。所以，關於CPE那問題之所以這麼無釐頭，必須回到他的脈絡裡去想，A君要問的，其實是：「作為一個左派的進步青年，我們要如何看待CPE才夠左呢？」 這議題還好，進步的變項只有一個，就是「左」。（該議題的變項當然很多，但其他「非進步」變項就不在考慮之列，甚至要敬而遠之，比方說「老闆雇人時的計算」那是不屬於進步青年型的問題，必須迴避） 但是當議題的進步變項變多時，那就比較麻煩，比方說：環保與勞工的爭議、對中國新娘居住權保障與台灣民族主義的衝突…等等。我們要如何做個進步的環保份子，然後同時又是個進步的左派？我們要如何是個進步的保障人權、關懷女性，但又同時想到台灣前途與利益的人？ 這種問題一想下去，實在不得了，我們得開始比怎樣比較進步，然後犧牲小小的不進步，進而取得最大進步平衡。
前幾天在重看Ken Loach的Ladybird時，我不由自主地想起A君。我先說說Ladybird，電影是在講一個單親媽媽，遇上了一個會對她施暴的男友，以及小孩出了意外，於是兒福單位認定她不適任母親，將她的四個小孩都帶走，她越是採取一些行動，就越被認為有暴力傾向加無法提供小孩正確的環境，她就越失去她的小孩。這還沒結束，後來她遇上了一個不打人的男人了，兩人又生了兩個小孩，但也相繼因為是「她名下的」小孩，所以小孩一出生就被認為該受到保護，而被兒福單位強行帶走。而在與兒福單位的官司中，兒福單位不斷地找出她的「問題」來證明她確實沒有能力帶小孩，所以她講話比較大聲，直接地被推斷成和男友天天吵架打架，因為她男友是外國人，直接地被推斷成溝通勢必有問題。
我看這電影時，突然想起A君式的問題：在保護孩童與弱勢母親的命運之間，如何取捨？隨即我想，如果肯洛區當初的命題是這樣的話，那電影將會很難看。世界根本沒有對錯，我們也不用時時自問怎樣比較進步，那電影讓我最欣賞之處，是它在談一個平凡人，本來好好的沒有「問題」，一和體制打交道，「問題」全來了。在體制裡，我們衡量你是不是有能力選不打人的男人、在體制裡我們幫你想你的收入是不是足夠養小孩、在體制裡我們評估你的脾氣看你是不是暴力、在體制裡我們創造了「有證件外國人」和「無證件外國人」兩種身份。所有這些「問題」都不是做為一個自然的人所會遇到的問題（我脾氣生來就不好那有啥問題），也不是做為一個社會人的問題（我脾氣不好頂多和鄰居處不好那又怎樣），但是當它們進入體制（或說我們這個被體制所過份包圍的社會）時，一切都有了「問題」：妳脾氣不好就會在聽證會上表現得像瘋婦，然後人們就會評估你的狀態不適合撫養小孩。我覺得那電影好看，是好看在為什麼一個人會在這個社會裡，逐步被「問題化」了，倒不是兒福單位該不該帶走小孩的規範性問題。
可能是因為想到此，我突然看清了A君那些不清不楚的問題的真正問題：它們都不是在問問題本身，而是在問對某事情該有的立場。然而，女性主義者不代表女人、原住民菁英不代表原住民、台獨份子不代表台灣人、工會頭子不代表勞工，去回答立場的問題，頂多回答了：我該採取怎樣的立場才能最女性主義＋最接近原運論述＋最獨＋最挺工運這個「問題」（而也正是因為那些立場的人彼此也吵著怎樣最激進，所以大家才吵不完），卻對於社會現象的瞭解沒有幫助。那就像要瞭解上班族的日常生活，去問工運領袖是沒有用的一樣，他只會繼續告訴你怎麼做才會獲得他心目中工人的勝利。
說這些，不是批評那些運動。是要接續前一篇的話題，什麼東西是個研究？說到A君，是要說那些話題純屬意見的討論，我們可以挺某種運動，或傾向某些組織，或持某些立場。但去探問立場，並不會形成可以討論的問題意識，工工整整的寫出嚴肅清楚的「我為何持這種立場」宣言，也不會變成學術文章（儘管有了文獻回顧與理論架構）。正像在電影中，從兒福單位的角度看，這個母親問題多多一樣，兒福單位有它去問題化一個母親的方式。而當我們討論社會現象時，如果我先從某種進步的立場進入，我們便會先接受了該立場所給予的問題化事件的方式，當然不是說那樣做不出東西來，只是這會讓我們最終只看到這個角度所能看到的reality，而不是跳脫出來看到事件較廣的面貌。
再舉一個例子：一個來自台灣，並受過一些女性主義洗禮的人，可能會被法國女性婚後冠夫姓的比例之高所震驚。於是，這種問題意識就產生了：「為何在一個女權很進步的社會裡，女人什麼都吵，就是不去吵拒冠夫姓呢？」然後經過一番搜尋的結果，發現唉呀其實法國女人婚後就業率是全歐最低的，於是得到一個結論：「法國好像沒有那麼女權高張。」於是不拒冠夫姓也是正常的。以上論述，絕對可以清清楚楚地寫篇像樣的論文的。但是女權是不是高張，以及女權高張與冠夫姓之間似乎必然要有的那種關連，卻是被發明出來的，是在研究者想像裡的，就像電影中兒福單位區分了適任的母親與不適任的母親一樣，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解決這種「圈子裡自我繁殖出來的問題」，去檢查該女權而不女權的事，但法國女權不女權，全都是我們自己想的，就像地球上看不見的經緯線。這問題這樣做下去，我們還是不知道對法國人來說，冠夫姓的社會意義是什麼，而這後者，才是我認為一個貼近社會真實的社會學該做的。
一個學術問題，就是一個還原動作，還原到在論述角力之前的社會現象，或者將論述角力視作一個社會現象，而不相採取某種論述立場進去發表意見。如此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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