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 la recherche du pain perdu…

白目的社會學家

April 6th, 2007 Loulou

在 社會學的講堂上,無論是量化的操作或者是質化的方法,我們總學到先有一個問題意識,接著透過各種研究方法,得到最後科學的推論或解釋。而一份可以被接受 (被指導老師接受、被贊助單位接受、被台下聽講的人接受)的研究計畫,則必須包含文獻回顧和理論對話,必須展現出所有學科上理論的辯論,都極為碰巧的將在 自己研究的對象身上交會並獲得解決之氣勢。

我對這樣的操作方法,一向帶著懷疑,從 大學上到研究所,每次遇到研究方法的課,面對過兩週要交出問題意識的那種關鍵時刻,我的疑問都是一樣的:「老師,我想不出問題意識。」可是從來沒有勇氣舉 手發問,就怕背後的答案很簡單:「想不出問題意識,妳還作研究幹嘛?」雖然每次在期限將屆時總是能寫出來,但這個懷疑始終沒有消失過。假使社會學是一門必 須從人的身上獲取知識的科學,那麼我們怎麼可能先在家裏想出問題,然後又那麼巧地剛好可以在某群人身上獲得回答?我總覺得對於課堂裡的學生來說,那研究程 序應該顛倒過來,先進到田野去,觀察後,才能發問的。但似又不妥,如果什麼問題都還沒發現,學期就要結束了,那該堂研究方法成績豈不要空白?

我當然很順應體制地,一路念完了碩士。 想繼續深造,我又面對了寫研究計畫的關鍵時刻。經過了七年的訓練,我是很會寫了。那幾年,碰巧很多人都成了傅科的信徒,帶著傅科的眼鏡看世界,真是無處不 傅科。尤其看到鹽場裡的碉堡、看到日人留下來的一堆清楚標記的勞動紀錄卡時,莫不都要感謝傅科顯靈。不過來自法國的傅科,住我們這裡的廟不知道會不會習 慣?因此我寫了一個研究計畫,內容是要以臺灣糖業為分析對象,去看這種現代的規訓技術,要在台灣這土地上施展時,是否遇到抵抗?而之後又怎樣與在地文化協 商?最後如何在台灣蓋出一間傅科住得慣的廟?

但這一切,在我的第一次田野之中,被徹底的摧毀,傅科廟也不用蓋了。

首先,不要說傅科的理論在這裡適應不 良,作為一個研究者,我的身體就先適應不良。離開自己熟悉的書房,離開那個要以每天唸了幾頁原文書作為踏實感來源的生活世界,田野的生活是漫長、緩慢的, 有時一天過去,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家,回想自己的一天,似乎有些發現,但又很空虛,放在桌上的原文文章根本念不下去,它的存在,就像去住飯店抽屜裡一定會有 聖經一樣。

糖廠裡的工人的生活世界被是糖廠的部門 所架構著,「他是農務的」、「他是製糖的」,他們總這樣區分著彼此。社會學家的世界,也被他們的研究領域所切割著,「我做勞動社會學的」、「他搞技術社會 學的」。我就是那樣立志要做勞動社會學,「我要研究的不只是體制,而是要以工人的日常經驗作為核心」我曾自豪地這樣說。進到田野,才發現我對領域切割的方 式,正好不是以工人的日常經驗作為核心。我說我要研究勞動,偏偏我的研究對象都不知道我在說什麼。「勞動?那跟人事比較有關喔?」不不,我再解釋,「關於 勞動的我都有興趣,你們願意跟我聊天我就很高興了。」

是啊,不就是聊天嘛!於是在很多機會裡 他們聊天的時候,我就在一旁觀察,然後用力要寫田野筆記。突然之間,我發現,在填履歷表時我雖然都很驕傲地寫我中文台語英文法文樣樣精通,但在田野裡,我 怎麼突然什麼話都不通了。老先生們講的話,才是真正的「原文」,但是我連字典都沒得查。而我以為我是做勞動社會學不是做技術社會學,但是很抱歉,工人就是 談他做的事,而不免就會觸碰到問題的核心—-技 術。我雖然一開始也是很用功的去了解了製糖的過程,但好像再多的準備都沒有用,他們永遠都會提到一些令人招架不及的細節。明明前一天晚上我才在家惡補了活 塞和透平機的不同,第二天主題怎麼又換了?這會兒是翻砂啦、模子的。我也知道聽不懂的就要問,但是如果人家解釋了很久還是聽不懂,也只能一個勁地傻笑,然 後記下關鍵字,回家請咕狗大神或開始找念機械的朋友問。當然,傻笑也要有限度,必須表現求知慾又不顯笨。

兩個多月下來,傅科廟的地基沒蓋好,反而要回法國去跟指導老師說經過地形勘查的結果,發現蓋傅科廟可能不那麼合適。(壞心一點的老師就會說:「那妳換蓋廟拜我囉!」好險我的老師不至於如此。)

我好像沒看到什麼傅科式的規訓,當然,紀錄、分層、管理等等事情很多很多。但更活靈活現的,反而是一個對所謂有日本精神的老師父的尊敬,卻又挺滿意摸魚混小吃部的日子,再加上考績可以相互協商分配,個人工作做得穩最重要,公司利益在於其次態度的奇異組合,我遇見的工人不搞工運的,但他們也絕不是被規訓成溫順的一群。

我只能帶著一堆亂七八糟、中法文加上奇怪的沈氏拼音法夾雜的筆記回去,然後寄望再回到書房裡,從原文書中找回踏實感之後,再慢慢理出一點什麼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