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 la recherche du pain perdu…

香波堡 Château de Chambord

July 26th, 2009 Loulou

羅亞爾河谷的城堡一直是我的法國旅遊版圖中缺的一塊。一方面因為我是南部人嘛,不太有機會到北部玩(Limoges以北都叫北部),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去了凡爾賽宮之後就覺得有點反胃,對於那些金光閃閃的誇富城堡實在沒啥興趣,就不會很刻意的安排要去。不過既然羅亞爾河城堡還是法國歷史與文化上重要的一部份,有路過還是得去看看。因為只有一天,所以我選擇了號稱最壯觀的香波堡。

進入羅亞爾河谷的印象很好,我覺得這裡的地景和法南有很大的不同,習慣了丘陵起伏的我,竟突然被這裡的平所吸引,彷彿有另一番平靜與幽雅,地平平的,河谷寬寬的,雲彩低低的掛著,岸邊白牆頁岩屋頂的房子很協調卻不低調的存在著。

我喜歡這裡屋頂的角度,很斜,一定是冬天很會下雪的地方吧…

我對香波保印象也很好,雖然壯觀,卻不噁心(不好意思,因為去凡爾賽宮有被噁到,所以對城堡的評斷標準是以噁不噁心來看的)。這城堡很大,房間數量很多,但房間都算小,還挺幽雅的,沒有那種很大的廳堂。不知道為什麼?是跟作為狩獵行宮有關嗎?還是因為要取暖的緣故?這點待查。

這裡可能中國觀光客滿多的,觀光折頁有中文版,我又很職業病的拿起來研究。不小心看到一句「吸引著人們的眼球」,不小心我又笑倒在地,吸引眼球,那還滿恐怖的。唉,不知道每天有多少這樣可怕的中文文件在這個國家被生產著。

這個城堡還滿有趣的,不過有個美中不足的一點,就是在整個參觀的過程當中,我們無法瞭解當時實際生活的一面,比方說煮飯在哪煮,洗澡怎麼洗,廁所怎麼上。我們只知道了這城堡被誰使用過,但僅止於此,我們只看得到城堡的建築與財產歸屬史,可是關於城堡的生命的那一面卻未被呈現,算是個遺憾。

但其實,法國政府要養這個城堡也不容易,我想光是硬體維護的預算應該就很驚人,那就先不要太抱怨軟體的部分好了。

這個城堡在1930年由法國政府跟當時的遺產繼承人購入,我幫他用今天的黃金價格計算,應該相當於六千六百萬歐元,也就是相當於新台幣三十億耶!我想當時繼承到這個「遺產」的人,應該怎樣也繳不起遺產稅吧,要找別的買家也不太可能,還是賣給國家好了。不過突然我發現一件法國大革命未竟之業,如果城堡可以一直被繼承,那表示在革命的時候,城堡並沒有馬上被充公?也就是共和國只停止付貴族生活費,但是房產還是留給貴族嗎?可是貴族買房產的錢從來也都是大家的啊。所以革命之前的貴族用人們的稅金買房子,革命之後他們養不起房子了,人們又要用稅金將房子買回來?哇,怎麼算人民都吃虧呢。

La Grande Vadrouille

July 26th, 2009 Loulou

李黑的妹妹一家搬到法國的海外領地新卡列東尼去了,很遠很遠,在澳洲和紐西蘭中間,對法國來說,就是地球的另一端。他們原本有台七人座的休旅車,但已經坐不下了(他們有五個小孩,哇)不想寄過去,加上臨走前事情多(打理一家的行囊,天哪),不想再多一樁賣車的事,便問我們要不要那台車。因為李黑的小孩們越來越大隻,我們五人要擠進那台標緻306實在有點困難,我們就答應了。

車子在巴黎,要上去將它開下來,正好是夏天,我們想乾脆一面玩下來好了。我們從土城搭飛機上巴黎,李黑的小孩因為在黑媽媽家,我們幫他們買了從Montpellier 上巴黎的TGV,然後五個人在巴黎會合,再開車下來。

我們計畫了這個Grande Vadrouille 2009,叫做法西十日大縱走好了,哈。先是在巴黎晃兩天,接著到那個令梵谷發悶到自殺了事的Auvers-sur-oise,然後到羅亞爾河的香波堡和Blois,再到我已經想了好久的Angers,然後去Poitiers進行一日鄉愁之旅,順便很懷舊的去自助洗衣店洗衣服,接下來則是要去在Poitiers那年竟然錯過了的Marais poitevin 和La rochelle,最後因為要躲過屎城剝耳朵,所以不走高速公路,而是進入Périgord,在Périgueux附近待一晚,再繞到Sarlat晃晃再回家。

我們七月廿一日出發,八月一日回到土城,Google計算的結果有一千四百公里。

The reader

July 19th, 2009 Loulou

去看了The reader。

去看之前不知道劇情,我完全是衝著kate Winsley去的,只要有她的電影再忙都要找出時間來。永遠記得她在夢幻天堂中,挑著眉毛,神采奕奕的說故事的模樣。不知不覺的,那個我覺得很中性很精彩的凱特,已經長成了一個很有魅力的成熟女性。(可是剛剛一查才發現她原來是我的年紀啊!)總之,我沒看電影的簡介就去了,心中唯一的疑問是為什麼The reader的法文用Le liseur,而非lecteur這個字…

電影太精彩了,導演很會說故事,無論就哪一條軸線來說,都有很多surprise。

其中當法官問到漢娜為何不開教堂的門任由裡面的人燒死時,漢娜一本正經的回說:「怎麼可以呢?我們是警衛啊!」最是經典。在那樣的一個時代當中,人到底是不是不知不覺的就成了加害者而不自知呢?人是怎麼會成為這個加害體制的一部份?極權的暴力是怎樣實現的?這都是整個戰後以降的社會科學家企圖理解的問題。

可是我突然想起有一個部分一直沒被處理,或者有人處理我不知道(有人知道的話趕快留言告訴我),就是:加害的那一部份的人,在這種極權的時代(或潮流)過去之後,是怎樣繼續活下去的呢?我們都知道受害者會透過許多平反運動尋找他們認為的正義,或者要在集體記憶中留下一些什麼,這一部份被提得很多,也可以觀察得到。可是加害的一方呢?我說的不是通敵者在戰後被審判這種事,因為極權能夠持續,正是因為不是只有少數後來被懲罰的那些通敵者,而是有許許多多如你如我這種支持者。那這些如你我一般的人,後來的日子怎麼過?怎樣活啊?我相信會冒死在地窖裡藏猶太人的只是少數(否則就不用演辛德勒名單了),那大部分那些視而不見,甚至因為討厭鄰居而去告發鄰人的人,在戰後怎麼樣了?在中國文革期間那些亂鬥一通的人,在文革結束以後又怎樣了?大家又很像什麼沒發生過一樣繼續過日子嗎?會常常想起以前幹過的「壞」事嗎?還是覺得好壞反正是時代創造的?

我關心的不是在法律上有沒有罪的問題,而是作為人與其良知的問題。他們是一輩子低頭活著嗎?還是反正告解過就算了?